榮耀的暗示（下） zz  金融時報 許知遠

说假话，及以保持沉默的方式说谎，似乎是合时宜的。一直说假话附和时宜，这对敌人太有利了，真理虽然逆耳，但是它刺伤人是为了治愈它。

——纪德 《访苏联归来》

一

我试着想象北京的气氛。“城市空空荡荡的，到处是巡逻的武警”，电话那端的朋友说，正在要前往另一个朋友家，“一大票人，像是过春节”。政府鼓励公众坐在家里看电视。

2008年8月8日，在过去的几年中，这个日期充满了魔力。房子的价格、台海的局势、政府的政策、股票的起落、一起遥远地区案件的处理、一条门口马路的翻修……似乎都与之相关。

在某种意义上，它让我想起1995年7月7日在我整个中学岁月时扮演的角色，那一天是高考的日子。我对那一天既渴望又忧虑。我希望它尽快到来，摆脱这没完没了的苦读和神经过敏，它通往更灿烂与自由的未来——大学生活；但忧虑从未减退，如果那三天发挥不利，那么我的整个人生都将大打折扣。

我目睹着北京在过去几年中发生的戏剧性变化，那些体育场馆、拓宽的公路、对市民的礼仪训练、迎奥运的宣传片、出租车司机背单词，像是高考前堆放在我卧室里参考书——惟恐它不够多，不够细。

每个人感觉到考试前夕的逼仄感。败坏一个人、一桩事情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不停的去谈论他或它。直到两年前，我才意识到鲁迅是多么的杰出——之前，我因为他被过度谈论而心生厌倦……

北京奥运会也是如此。我对于它的情感，伴随着宣传温度的升高，日渐冷淡。如果你生活在2007年的北京，你会怀疑它几乎变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——它无孔不入，不容质疑。

到了2008年，它果真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。似乎为了证明8月8日蕴涵的无穷意义，2008年的前7个月，中国充满了意外的灾难与冲击。每一次，它似乎都隐含了对8月8日的直接考验，增加了它的悲壮感与“神圣性”。它不仅是对“西方世界污蔑与阻挠”的最好反击，也是对自然展现自信与能力的方式。

但是在“神圣性”的口号之下，它的矛盾性从未减弱。它是强调是非政治性的体育活动，却试图邀请所有的国家领导人来参加，像是小型联合国会议；公众认为它有关“国家利益”，但人人都想借机发点小财，“奥运商机”、“奥运经济”的话题广受欢迎，国家机构像个推销员似的四处推销纪念邮票、钱币、纪念品；它原本该是一场盛大的Party，却变成了权力味十足的活动……

但这一切当中，让人感觉最强烈的仍是，政府试图垄断一切。新建成的奥运村围上的那层铁丝网，明确无误的告诉人们，这不属于公众。一切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，包括一个胡同里喜欢赤膊的老大爷，街道委员会发给他白色T恤衫——奥运来了，你要注意形象。

但是，当政府垄断了一切语言、行动、未来的荣耀时，它也垄断了一切可能的危险。它高度紧张，将所有的不同信号，都理解成某种威胁，有些时候，它还需要夸大这些威胁，以证明自己的权力扩张的合理性。

它真是讽刺性的一刻。我们期待一场奥运会能够展现中国的富强与自信，但它表现出却是强烈的不安全感；中国人期待国家的强大，是因为在我们的记忆里，个人经常因为国弱而蒙受屈辱，但如今，国家为了展现自己的富强，而直接让个人做出牺牲和屈辱……

二

我8月1日深夜前往非洲时，北京的奥运气氛正在逼近沸点，但是这种沸腾却已以一种寂静的方式到来的。

汽车的单、双号已经实行，奥运车道已经划出，道路两旁的彩旗飘舞，所有的工地已经停止，那些黄色的吊车都停止了，上百万的民工都消失了，北京一下子变得空旷而安静。一天下午从五道口的一幢大楼上想下看，我发现往日那些小摊贩、摩肩接踵的人群，都不见了……甚至天空也变得更干净了。

接到朋友的电话时，我正从坦桑尼亚的边境小镇Tarakea前往Moshi的路上，不知道能否赶得上开幕式的转播。对于开幕式，我既好奇又期盼。在很多中国官员和公众心目中，开幕式的重要性甚至要超越运动会本身，它是一场盛大演出的真正高潮。在早晨的睡梦中，我模糊的听到了国家主席对各国元首的讲话，他们将一起出现在体育场。向这些外来者传达中国的富强，才是这场盛会的真正目的。

我们抵达Moshi的Kilimanjaro Hotel时，大厅里的电视屏幕上已经是转播画面，面容甜美的林可欣正唱到“从此走向繁荣富强”。14寸的电视，屏幕太小，影响质量不佳，尽管如此，打开的卷轴、万口一词的吟诵、还有李宁的空中奔跑，还是让我屏住呼吸。就像张艺谋的最近几部电影一样，它是混乱思维和精美画面的结合体。它可能惊异你的感官，却不可能有余味和巧思可回味。

问题的关键是，你是对内容感兴趣，还是愿意被表象所迷惑。令我最为不适的是，列中的个人，每个都面目模糊，他们只是整体形式感中随时可以替换的一个元素；运动员进场时，前面举牌的礼仪小姐，我发现她们都是一副模样，下巴抬起的角度、脸上的笑容都是一样的；还有关于那些中国元素，画卷、诗书、四大发明、海上丝绸之路——即使经过华美的包装，陈词滥调依旧是陈词滥调。

Moshi没人和我谈论开幕式，晚上在酒吧里又看到了重播，当坦桑尼亚队入场时，当地人一片欢呼。回到内罗毕，碰到每个中国人都开始和我表达他们的感受。我朋友的那家电器厂组织了70多名工人观看开幕式。“这些黑人工人看完之后，都觉得中国太神奇了”，他对我说，“相当于为我们做了一次广告。”设在内罗毕大学中的孔子学院的中国老师准备了10个福娃，奖励那些能够知道“郑和”、或“印刷术”的学生。

我多少能够理解他们的感受。个体的力量太过薄弱，尤其是离开故乡的人，渴望更强大的系统支持，不管是有形还是无形的。人人都知道一本美国护照意味的方便性。而过去的一百年中，中国人希望自己国家的强大，不正是因为它能够给个人带来的归属感与保护性吗。

但是，这些海外中国人，很少承认的是，当他们为中国浩大工程而欢呼时，不需要承担这些标志性成就所要付出的代价。他们分享了荣耀，却不需要忍受痛苦。

三

8月12日回到北京时，对开幕式的惊叹仍旧飘荡在空气里。一位美国游客的死亡，假唱的新闻，瘫痪的舞蹈演员，加工过的画面，这些负面消息，没能影响成功的荣耀，中国代表队一路增添的金牌，继续增加光彩。

最有权势、最富有、最声名显赫的人，走马灯式在北京穿梭。布什从篮球场到在沙滩排球场，比尔·盖茨溜达到北大的体育馆去看乒乓球，夜晚的活动上上贝克汉姆出现了……

尽管大街小巷上都听到“北京欢迎您”的歌声，但是“您”是有着确切和清晰定义的。我的西藏朋友在奥运会开幕前抱怨说，他们难以用自己的身份证在北京登记一家旅馆；那些居住在地下室、工地上、依靠小摊位为生的北京建设者们，都离开了；北京新制作的显著路牌上，仅仅是高级酒店和体育场的名字，仿佛这1700人口的城市，仅仅为这几个场所存在；北京公众在家里看电视，而夜晚一个接一个的Party，是为外来者准备的；那些身穿蓝白相间制服的志愿者们，碰到讲英语的问讯者时过分热情……

它充满了讽刺吗？我们抗议西方的傲慢，试图抵制家乐福表现自己的爱国热情，但是当西方真的到来时，我们又过分具有服务精神——我们愿意委屈自己人，只要外来者满意。

当8月24日的鸟巢的火焰熄灭时，北京看起来大获全胜，就像第二天《华盛顿邮报》的一篇文章标题《A Victory for China》。这种胜利意味深长，与其说他是中国人的胜利，不如说它是中国目前政治体制的一次巨大的胜利。

51块金牌、开幕式、蓝天、畅通的交通、比赛的顺利，中国的超级强大的组织能力、对财富的慷慨使用，让世界为之一惊。

那些发展中国家，加强了心目中对“中国模式”的渴望；而曾经对中国制度充满怀疑的西方世界，则开始重新思考——中国人是否真的与我们不同，中国的政治制度，并不一定会重演苏联的悲剧。他们关于人权的批评，看起来不过是某种虚伪的讨价还价的筹码。东西方力量的转移，以一种醒目异常的方式展现出来。而中国公众则感受到一种集体性的荣耀——中国从未如此强大过，这充分表明了此刻政权的合法性。

关于中国的未来，也从未向此刻这样既清晰又令人困惑。那些最狂野的赞叹的背后，经常是空无一物。仿佛是开幕式中那个巨大的“和”字，它带来了短暂的晕眩感，似乎说明了一切，却什么也没有说……

在这种模糊与暧昧中，一种更深刻的历史变化可能正在形成。

四

“大家想要到这个处于分娩状态的辽阔土地去逗留逗留，我们似乎正目睹着这块辽阔的土地在孕育着未来。”安德列·纪德在《访苏联归来》中写道。1936年的冬天，他前往苏联作了一次短暂的访问。之前，像很多欧洲与美国的知识分子一样，他是苏联的热切的支持者，他们深深受困于欧洲的危机或是美国大萧条，资本主义正在陷入政治、经济与人道危机，而苏联则意味着一场崭新的可能性——集体制、人人平等，就像他自己所写的：“我爱苏联。那里正在进行史无前力的尝试，使我们心中充满了希望。”

但是，真实的苏联与纪德想象的不同。在工地，在工厂，在俱乐部，在文化馆，他看到了表面进步后不幸的个人。在倍受赞扬的集体农庄中，他发现“每一处住宅里都是千篇一律的难看的家具，同一张斯大林像……没有一点点个人的东西……连集体农庄的庄员也是一模一样，可以调换……”在所谓的新制度给个人带来的幸福上，他则体会到“众人的幸福是以每个人的非个性化取得的……是以牺牲个人而得到的”。

纪德的批评，让苏联与世界都陷入短暂的不安，即使它丝毫没有触及更恐怖的大清洗与古拉格群岛。但也未能扭转世界对苏联的看法。在与德国对抗中苏联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，让整个世界为之一震——它创造的制度与军队击败了强大的纳粹德国。当1957年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，苏联展现了更优越的社会制度……

重提纪德与苏联，不是为了做出那种冷战年代的不恰当类比——中国沿袭了苏联制度。这种类比简化了中国的复杂事实。我重提它是为了说明了人们如何轻易的被表象迷惑，出于自身的困境，而对陌生之物做出一厢情愿和不诚实的幻想。

此刻的中国，不也是西方世界的某种幻像吗？7月13日的《纽约时报》上，我读到了该报建筑评论家尼克莱·欧茹索夫的一篇文章，它开头的两段是这样的：

“如果西方人从飞机里出来步入新北京国际机场时，感到目眩和困惑，这可以理解。它不仅因为空间的壮阔，更因为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——你正穿越另一个世界的入口，这个强烈拥抱变革的世界正在把西方国家甩到烟尘中。

“这种情绪就令人想起阿道夫·卢斯昔日感受，这位维也纳建筑师一个世纪前从蒸汽轮船走出纽约港。他穿越了未来的门槛，他知道，在文化意义上，欧洲已经过时。”

我摘录它，不是因为它是多么精彩与深刻，而是因为它恰当的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某种情绪——中国正不可阻挡的成为新的世界领导者，她给世界提供了新的模式、刺激与灵感。

这种情绪在8月24日后的几天里，无疑显得更加显著，《泰晤士报》开始宣称，“中国梦已取代美国梦”，而几个月前，它还将2008年的北京比作1936年的柏林。一些过去的二十年中深信不疑的理念，再次遭受了质疑。在世界与中国，一场理念上的混乱已经到来。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，世界的历史与中国历史，似乎都有着明确的指向，而现在这种指向开始模糊了。

而我不得不说，此刻的北京，又让我想起1995年的7月10日时，我沉浸在一种既轻松、又厌倦的感觉，看到堆积在房间里的参考书与试卷，恍如隔世——在从不怀疑的拼搏了多年之后，我发现原来的目标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重要，我发现自己一直在按照别人的意愿努力，而听不到自己的声音……（待续）

（作者的邮件edmund.z.xu@gmail.com，他最近的一本书是《中国纪事》）

注：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。